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Joel Mokyr、Philippe Aghion与Peter Howitt，以表彰他们在“创新驱动增长”与“创造性破坏”（creative destruction）方面的理论贡献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，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创新如何塑造长期经济增长的根基。这是对熊彼特精神的一次现代化致敬：经济进步从来不是稳态，而是通过持续的破坏与重构实现的。
然而，真正引发商业界热议的，不是奖项本身，而是获奖者之一Philippe Aghion在颁奖后的发言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欧洲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摆动过于极端，对国家干预的排斥已成为自我束缚；反观美国与中国，在科技主导和产业协同上展现出更具现实主义的策略，欧洲应从中学习。这一观点一出，迅速成为金融与政策圈的焦点话题。
自由竞争的信仰与产业政策的尴尬
欧洲的经济制度长期建立在“公平竞争”的哲学之上。反垄断、限制国家补贴、维护市场中立，这些原则曾在冷战后全球化浪潮中为欧洲赢得信任，也造就了欧盟市场的一体化与法治化。但这种制度美学的代价是，当技术变革速度加快、产业集群效应增强时，欧洲的市场机制显得过于缓慢与保守。
尤其在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绿色能源等高风险、高壁垒行业，单纯依赖市场力量难以完成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商业化的跃迁。欧洲的创新体系缺乏风险容忍度，政府投资常被合规条款掣肘，而民间资本又倾向于稳健收益。于是，当美国借助DARPA体系扶持AI生态，中国通过“新质生产力”战略整合科研与产业时，欧洲仍在讨论该不该对某个半导体企业提供补贴。
Aghion的批评，正是针对这种“制度惰性”。他并非主张欧洲全面走向国家主导，而是提醒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，完全的“自由放任”已不再现实。创新需要竞争，但也需要有方向的扶持和制度护航。
美国、中国与“折中制度”的出现
Aghion所称的“折中之道”，并非抽象的理论，而是现实中正在运行的两种不同范式。美国的制度建立在市场信号的优先地位之上，却始终存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撑。国防部、NASA、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等机构通过资金、方向与采购引导，为民间创新提供基础土壤。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，离不开联邦政府几十年的耐心投入。
中国的路径则相反。国家主导、地方推动、国企与民企协同，是其创新体系的特征。国家为创新企业承担部分系统性风险，通过财政、信贷与政策稳定产业周期。这一模式在新能源、通信设备与制造自动化等领域展现出显著成果。
因此，Aghion所呼吁的“向中美学习”，并不是要欧洲放弃市场机制，而是让其在竞争与协调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——一个既能保留创新活力，又能形成战略定力的制度结构。
现实困境：理想与体制的缝隙
然而，要让欧洲实现这种平衡谈何容易。首先，欧盟现行的反补贴与国家援助法规，使得成员国几乎没有自主空间去推行产业政策。任何财政支持都可能被视为“扭曲市场竞争”。其次，财政约束与政治博弈削弱了欧洲在高风险技术领域的行动能力。法国与德国虽多次呼吁建立“欧洲版芯片法案”，但在预算规模与优先领域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化与治理传统。欧洲资本市场对失败的容忍度远低于美国，政府官僚体系又缺乏中国式的速度与协调力。Aghion强调创新的“试错性”，但在欧盟的行政逻辑中，试错往往意味着责任、问责与法律风险。这种“结构性保守”，才是欧洲创新困境的根源。
重建竞争力的可能路径
若要打破僵局，欧洲或许需要从小范围的制度试验做起。在具体操作上，可以选择若干战略行业进行有限的政策松绑，例如量子计算、氢能、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安全领域。通过设立跨国创新基金、引入风险容错机制，欧盟可以在不触犯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培育产业生态。
此外，欧洲还可以借助自身的制度优势——透明度与问责机制——来避免“政策捕获”与资源浪费。国家干预并非必然意味着低效，如果能设计出公开透明的绩效评估体系，让公共资金以市场标准衡量创新产出，就能在“国家引导”与“市场监督”之间形成动态平衡。
Aghion本人在访谈中指出，创新的关键在于“制度激励的微调”，而非体制的革命。欧洲无需摧毁自己的规则体系，而应当让这些规则更适应“破坏性创新”的逻辑。这意味着欧洲的未来，不在于放弃秩序，而在于提升秩序的灵活性。
对中国与美国的启示
这场诺贝尔奖引发的讨论，其实对中国与美国同样有启发意义。美国的制度正在走向“国家安全—科技融合”的阶段，但过度金融化与资本集中也可能抑制长线创新；中国的模式在规模化与战略执行力上占优，却需要防止政策惯性与低效投资风险。
从全球视角看，欧洲的困境正是世界创新格局的缩影：自由市场、国家干预与技术主权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正在重塑。Aghion的警示，提醒所有国家必须重新定义“国家角色”在创新体系中的位置——既不能缺位，也不能越位。
创新的政治经济学回归
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并非一次单纯的学术致敬，而是一次制度性的反思。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：当创新成为竞争的唯一出路，制度设计本身也必须具备创新性。
欧洲是否会真正向中国和美国学习，还未可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的经济竞争，已不再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较量，而是制度灵活性、战略智慧与政治决断力的比拼。正如Aghion所说：“创新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制度问题。”
对于企业与政府而言，这句话或许比奖章更值得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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